孟智尚：余文生律师获释一周年 感慨人权律师生存艰难

3月1日是中国著名维权律师余文生刑满获释一周年之日，他在推特上发布视频讲述曾遭遇的磨难和自由的可贵。遗憾的是，离开监狱后的余文生并未真正获得自由，他和他的家庭继续艰难地生活在中国，并被禁止出境。当自由被强加了限制，它将变得一文不值。

余文生形容，“经历了这一年，封控、软禁、监视、跟踪等等，我及家庭的生存空间被压缩、生活来源基本被断绝”。此外他还提及，现在还有许多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身陷囹圄。因为坚持公平、正义，维护人权、法治，很多人权律师己不能执业，生活困难、生存艰难。

余文生曾遭酷刑虐待

余文生也曾生活条件优越，父亲原是空军技术军官，后来还在当局的中国旅行社负责过接待外宾，当时读小学的余文生得以阅读一般中国人读不到的香港报章、当局的“内参”资料，看到外面世界，他受访时评价那时的自己称，“所以我和北京很多人的思想很不一样，我呢早已知道什么叫民主”。

成长在北京机关大院的余文生长大后经历了3次抓捕2次牢狱，前后近5年失去自由。2018年1月19日，余文生发表了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等政治改革建议，隔天就被当局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2020年6月17日，余文生被徐州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判刑四年。

狱中余文生遭受酷刑，其自述曾被喷辣椒水、坐老虎凳、关小黑屋，且长期处于无法吃饱的状态。在本周三（3月1日）的视频内，余文生描述称，“曾经遭受了酷刑、饥饿、酷暑、严寒、死囚牢，曾经强迫失踪、指定居所监视居往等非人虐待，至今身体尚存不可复原的伤痛”。

中国人权律师坚持“移山”

“国际人权服务社”感念余律师的遭遇，“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于一周年之际呼吁北京遵守国际人权法，停止侵犯余文生及家人的基本人权，并就此案致信中国政府，要求当局确保余文生获得不公正拘留的赔偿和其他补偿、对余文生的任意拘留进行调查和追责，同时修改刑法第105条第2款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73条，以符合中国在国际人权法下的义务。

平淡的文字无法形象描述出令人心痛的场景，但每一份文字与声援都将汇聚成力量。余文生曝光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同样的他的遭遇也并非个例，近年来如他一样被威胁被逮捕被虐待的人权律师数不胜数。现在仍遭受非人待遇的律师还有蔺其磊、梁小军、唐吉田、江天勇、周世锋、常玮平、丁家喜等等。

有些人失去自由是因震惊境内外的“709大抓捕”，有些则是因所谓的“厦门政治会议”。律师常玮平的妻子曾这么形容中国人权律师的处境，“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当局总能找到借口对这些心怀梦想的勇士进行监禁，却总也不会明白，“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如何会被一根根铁柱困住”。在最坏的时代，人权律师们仍在坚持“愚公移山”。

当星河涌现 自由将重属人民

余文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过去几年在狱中的处境，反应了自2015年“大抓捕”以来，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群体大规模迫害的现象。那场大规模打压波及了几乎中国所有活跃的人权律师，有些人被警告被禁止出境，有些人被吊销律师证被迫只得退出人权工作，维权力量也因此遭到极大的打击。

一周年感言中余文生也提到了人权律师遭到的打压，除了以上无理对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同样遭到了难以释怀的伤害。余文生去年出狱后受访时就曾对记者透露，获释后他就意识到维权律师群体的处境与4年前相比已非常不同，“现在没什么律师敢代理敏感案件，即便代理了，他们也只能默不做声”。

中国政府对待人权律师的态度现已形成“寒蝉效应”，从2013开始，至少有60多个律师被吊销律师证，当局显然很享受用这种办法来剥夺他们执业的权利，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困难，而还能活跃在维权领域的律师为了能保护家人，同时也保留些许低微的话语权，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的对待这份工作。

不过值得振奋的是，尽管处于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仍有人不断地努力，以勇敢铸甲以坚韧铸刃，持续在维权的道路上发光发热。余文生在视频内形容，“面对中国十年的人权法治倒退，面对强权，我们抗争，虽然力量弱小，但我们坚持，矢志不渝，坚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未来美好中国而努力”。

人权和平等本就是每一位公民应得的权益，付出了热忱就应当得到相应的尊重，没有人有资格剥夺这份权利。前人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身份付出了牺牲，后人必将珍惜并将其进行发扬，正如中国的“人权律师团”2022年的新年献词所言，“绝望和呐喊如影随形，绝望至极而后希望生”。有法不依、权力任性的乱象终将改观，每一位律师被剥夺的自由会成为深渊中的星光，当星河涌现，自由将真正的属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