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一：夹缝中生存 外国驻华记者持续遭受阻碍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近日发布的《摘下口罩 障碍依旧存在》揭示了中国媒体环境在新冠疫情封控结束后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宽松，监视、骚扰、干预依旧无处不在。媒体自由空间逐渐受限下，外国记者们正在努力在夹缝中生存。

中国媒体环境受限依旧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在接受调查的101名该协会成员中，绝大多数认为尽管2023年中国的媒体环境对比新冠疫情期间有所改善，但是许多针对当地独立报道的打击依旧存在，甚至有更多的记者会面临更为严厉的打击手段。

报告中还引述《经济学人》北京分社社长任大伟的说法进行印证称：“疫情期间，在地方报道的情况非常糟糕……现在则是更为随机，更难预测什么时候会被跟踪，很难知道没有监督的采访行程何时会被地方的政治宣传部门缩短。”

中国的媒体自由受限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尤其是在中国政府认为的“敏感议题”上，驻华外国记者们因此类报道遭到官方施压的情况不在少数。报告中称，由85%的记者曾尝试在新疆采访而遇到问题，还有79%、43%和68%的人表示，在靠近俄罗斯、东南亚的边境区域或是在内蒙古这类族群多元的地区报道时，同样遇到过问题。

中国政府利用高科技产品对记者进行监控或干扰的情况也在逐渐增多，有记者首次指出，其行踪遭到了无人机的监控，更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其居家或办公环境被安装了监听设备。

此外，当局对于外媒的不信任以及在这种不信任之下做出的舆论宣传，导致了许多被洗脑的中国民众对于记者们产生更多的排斥和质疑，中国官方经常性的拦截和阻碍外媒的拍摄或报道更是令不少民众、学者、分析人士或是官员拒绝接受采访。根据报告，被中国官方阻挠过至少1次者，占了54%，另外有45%的人表示曾遭不知名人士阻挠。

荷兰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今年曾披露，旗下记者因试图报道成都一家银行外的示威活动，遭到警方暴力推搡倒地、抢夺背包，并被带往警局调查。当时，荷兰记者试图靠近维权的民众进行采访，但附近的便衣和警察却将记者推到并用黑伞挡住镜头阻止拍照和录像。

驻华记者遇断层危机

外国记者被官方人员暴力阻止采访的事件屡见不鲜外，报告中还指出了中国对外媒的限制和监管造成了驻华媒体人手不足的窘况，因为能够顺利获得签证前往中国进行工作的记者越拉越少，报告中说，2023年，只有一位美国记者能够前往中国阶梯已经离开的同事的工作。

这样的情况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任北京分社社长齐迈可的书中也提到过，随着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逐渐缩紧，不仅是前往中国进行记者工作的难度加大，外国的年轻记者们也不愿再投入时间等成本学习中文，这将令驻华外国记者人才出现断层，长此以往，将难令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

此外，近年来，部分驻华外国记者们在中国政府的签证控制、无端压迫等情势下，只能从北京等城市迁往台湾、新加坡等地，而这种远距离的报道对中国发生的事情造成了限制，因签证到期被拒绝延续、为《纽约时报》在台湾进行报道的储百亮表示，“这确实在各个方面限制了你对中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坚持真相

中国的媒体自由空间逐渐狭小并非短期之变，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2023年的报告中也曾披露记者们在严厉的防疫封控下遭受的骚扰和持续的监控。

在极权政府眼中，媒体的监督作用反而被其认为是一种威胁，因为他们不愿意让一些负面议论声出现，从而影响他们对于社会和民众的掌控。但尽管如此，依旧有许多保持报道之心的媒体人希望能够了解真实的中国。

有欧洲记者接受采访称，尽管外国媒体和记者在中国展开媒体工作会遇到许多的挑战和困难，可这令记者在中国实地报道变得格外重要，记者们在遭遇官方的压迫时的心理压力是会造成精神内耗和影响私生活，但除非受到人身安全威胁，否则无意离开。

中国政府一直宣传想要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试图让中国官方媒体们在国际中的报道变得可信，但是中国媒体自由的萎缩却是无法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道短板，官媒还受制于政府的形象则是第二道短板。

北京一贯以“欢迎外国媒体和记者来华采访报道”的言语掩盖自己对于媒体报道的控制欲，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曾表示，“只要不违反法律，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可以说任何话”。

如今，北京对于外国媒体和记者的排斥和封杀更会使得这个“讲好中国故事”适得其反。对于记者们来说，如果不是亲身经济或者直接采访，他们无法详细了解中国任何地方的状况，只能通过解读官媒报道与官方文件进行报道，但如此以往将会越来越写不出有深度的故事，优质的采访和报道能够提升声誉，北京却想一意孤行地自言自语。